一次手术58万!?被质疑讹诈病人的华人名医,狠狠撕破了发达国家医疗的美好幻想

2019-06-10 18
[摘要]

From发现澳大利亚微信号:Go_Aussie“你只能活12周了,我们无能为力”。这一天对于Amelia一家来说无疑是黑暗的。年仅12岁的Amelia生活在澳大利亚珀斯,从2016年1月被查出患有恶性脑肿瘤开始,她就开始... […]

From 发现澳大利亚

微信号:Go_Aussie


“你只能活12周了,我们无能为力”。


这一天对于Amelia一家来说无疑是黑暗的。年仅12岁的Amelia生活在澳大利亚珀斯,从2016年1月被查出患有恶性脑肿瘤开始,她就开始了与病魔漫长的抗争



化疗、放疗、免疫治疗……3年过去了,恶性肿瘤非但没有缩小,还长大了。痛苦的保守治疗,让Amelia一家都备受煎熬


珀斯的医院以“有瘫痪风险”拒绝了手术治疗,而Amelia一家并不愿意接受医生对女儿无情的“死亡判决”。


就在这时,事情忽然有了转机。悉尼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Charlie Teo(中文名张正贤)给Amelia一家带去了希望。



手术可以做,但只能在悉尼一家私立医院进行,并且手术费高达12万澳币(约人民币58万)。


最终,Amelia的父母在网上筹集到了16万3千多澳元(约人民币78万多),女儿终于有救了



可就在这时,澳洲主流媒体却对张正贤医生提出了质疑:一台手术要12万澳币,究竟是敛财还是救人?



01

冒险做手术

是因为公立医院无为?


本只是想治病救人,却没曾想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就在最近,张正贤医生亲自作客澳洲电视台节目,回应了主持人Georgie Gardner针锋相对的质疑



一台手术要收12万,这是敛财吗?


对此,张正贤义正言辞地表示,12万并不是进了自己的腰包,而是私立医院的定价。其中,8万支付给私立医院,剩下的4万支付给麻醉师、副刀医生、助理医生、护士等,而自己拿到手的只有屈指可数的8000澳币不到。


而对于媒体的妄加猜测和污蔑,张正贤只用了“这是对医生的伤害”来表达自己的无奈。



事实上,除了对张正贤医生的个人攻击,许多人也对澳大利亚的公立医疗系统提出了质疑。毕竟,对于一向以免费公共医疗体系为傲的澳洲来说,12万澳币动个手术确实是“天文数字”


“如果我是一个患癌症的孩子,需要最好的护理,这理所当然应该依赖公共医疗系统”,对此,张正贤也表示出了无奈。



所以,究竟是什么促使Amelia一家哪怕筹款,也要远赴悉尼找张正贤做手术呢?


事实上,尽管每年澳洲政府都给公立医疗系统投入几百亿的资金,但公立医疗资源依然紧缺。在这种情况下,有限的资源必然会优先分配给当地病人,更紧急的病人和治愈率更高、风险更小的病人。


而Amelia看病的珀斯公立医院之所以采取了3年的保守治疗,并且给小女孩下了“只能活12周”的“死亡判决”,就是因为医院无力承担手术后带来的瘫痪风险。



此外,因为澳大利亚公立医院是采取就近治疗原则,“只能活12周”的Amelia明显已经等不及悉尼公立医院的入院许可。


12万做个手术对于Amelia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贵吗?答案是肯定的,据澳媒的报道,为了给女儿做手术,为了和死神争分夺秒地赛跑,Amelia一家除了房子能卖的东西都卖了,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在网络上发起了慈善众筹。



幸运的是,Amelia一家一周就筹集到了15万澳币善款。并且,她幸运地遇到了愿意为她做手术“搏命”的张正贤


而抛开媒体的质疑,让张正贤更为困惑的是,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在邀请他去传授经验,可唯独澳大利亚的公立医院一直对他退避三舍。



“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告诉我,如果允许我在公共医疗系统中操作那么多手术,我必然会破坏财政预算。”这或许才是让张正贤真正无奈之处。


享受免费公立医疗,只能采取保守治疗,可如果要做手术,则花费不菲,而这正是西方许多国家医疗系统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和现实。



02

“如果病人不放弃

我愿意给他们希望”


在澳大利亚,张正贤一直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。


在过去的十多年里,张正贤做了大大小小上万台手术。在病人眼里,他是将一个个宣布不治的绝症病人,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



在国际上,张正贤也因为接受高风险棘手病例,并且成功拯救曾被判“死刑”的人而备受关注。


而另一方面,也有很多人觉得张正贤给癌症患者的只是“虚假的希望”……



曾经,张正贤也是一个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的医生,他会以所谓的“生存质量”对病人做出评估


直到他碰到Fiona,一位患脑瘤7年,希望通过手术把肿瘤切除的病人。



“我可以帮你手术,但是你仍然会坐在轮椅上,我所做的一切,只不过是拖延了你的死亡,并非延续你的生命……”张正贤不解地问。


而Fiona当时很愤怒地回答:“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,生命质量对我而言就是在女儿需要的时候,我能够在她们身边。”


面对一个生命,不同的诊断结论,可能会让医生扮演不同的角色:上帝或死神


而就是Fiona的一席话,点醒了张正贤。在生命面前,谈经验,谈指标,谈概率,都是苍白无力的。他真正能做的其实就是尊重病人对于生命的选择权。


“当你看到他们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时,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并灌溉这生命的希望,而不是粗暴的将其扼杀,将你所理解的‘生存质量’强加于病人。”



就这样,张正贤成为一次次跳出来,变成拯救被判“死刑”病人的“医学怪人”。


而全世界各地本已绝望的病人,也因此慕名而来,决定为了活下去做最后一搏。



这其中,有30岁的澳大利亚钢琴家Aaron McMillan,他在2001年被查出患有脑肿瘤。张正贤为他做了脑手术,成功切除了肿瘤。不幸的是,两年后肿瘤再次复发,Aaron于2007年去世。



同样,澳大利亚的Sarah 2007年被诊断出多形性胶质脑瘤。因为肿瘤太大,她已经被医院告知可以“写遗嘱了”。然而,Sarah不愿意放弃,她找到了张正贤。张正贤给了Sarah希望,最终手术很成功,Sarah如今仍然健康地活着。


从新加坡来澳洲求医的女孩珍妮弗,在两岁时被确诊恶性脑瘤,辗转全球7家脑瘤中心,她都被告知:不可手术。


就在看了珍妮弗的片子后,张正贤对珍妮弗的母亲说:“有99%的可能是,同行医生的诊断完全正确,就算我做手术的话,结果也可能是糟糕的,但片子中有一点异样的东西,我可以试一试。”



最终,张正贤通过手术取出了整个瘤体,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:珍妮弗的肿瘤是个良性瘤。如今,珍妮弗已经痊愈。



如果患者不愿意放弃,我愿意努力延长患者的生命。”面对同行的质疑,张正贤总是坚持己见。而或许正是当年Fiona的一席话,让他始终愿意做那个放手一搏的人。


03

究竟是要“活”

还是“有尊严的死”?


张正贤曾在美国工作了十年,他解释这是因为自己在澳大利亚“名声不好”。


2012年,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“谁是澳人最信赖的人?”结果,张正贤高居榜首。



可是就是这样一份“殊荣”,也并未让他躲过同行的排挤。


张正贤想要病人“活着”,可更多的医生希望的是病人“有尊严的死”。他“拆其他医生台”、“坏行规”的做法惹恼了同行、权威和上层管理机构。



澳洲神经外科学会会长曾打电话给张正贤,直言不讳地说:“不要再收同行医生已经诊断为不治,或不可手术的病人。”


“即便这意味着让本来有希望延长生命的病人死亡?”张正贤问。


而会长的回答很强硬:“对,即便如此,他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死。”


孰是孰非?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命题。


近年来,不动手术、不进加护病房,不插管的“尊严死”被越来越多地谈及和看重。



而另一方面,许多病人也在身患绝症时被隐瞒实情,连基本的知情权、决定权都没有,稀里糊涂地被治疗,甚至稀里糊涂地死去。


所以,面对死亡,究竟应该谁来做主?


张正贤的回答始终是:“病人有权紧握生命的希望,哪怕它只是一点微光,病人也有权知道。”


所以,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,张正贤也坚持认为,如果病人和家人希望多活一个月,哪怕是一天,一个小时,医生也不应该以“最终都要死”来否定病人求生的意愿。



总会有病人,希望有那么一个医生,能为他们做点什么,他们也愿意用生命去搏一搏,万一奇迹出现呢?


有病人曾对张正贤这样说:“我希望今生不用去见你,但我希望每个身患脑癌的绝症病人都有机会遇见你。”



生命是宝贵的

活着是令人向往的

努力地活着或有尊严地死去

都是不应该被剥夺的权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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